城市污水与垃圾、工业废水、农药化肥的渗透，都是地下水污染的成因，而不法企业用渗坑、井压方式排污，更让污染雪上加霜。人们多认为，地下水取之不尽、用之不竭，实质上，地下水一旦污染，极难恢复。除浅层地下水外，一般地下水自然更新周期约为1400年，而河水只需20年。深层地下水如被污染，等于永劫不复。

中国水资源总量有1/3为地下水，一半以上的城市和九成的乡村以地下水为饮用水源。中国环境科学院监测过118个大中城市地下水，发现重污染城市占64%，轻污染城市占33%。从浅表到深层、由城市至乡村，地下水污染蔓延势头迅猛。这些残酷的数字，不仅让人惶恐痛心，又何尝不是在向国人发出最后警告？

现代医学早已发现，人类80%的疾病都与水源污染有关。除了饮用会导致各种疾病外，被污染的地下水，还会进入自然界的食物链系统，完全无法控制。近年各地屡屡曝光的“癌症村”、很多乡村集中爆发的大病怪病，多与土壤与地下水被毒化有关。河水污染易被发现，而污染物进入地下水，除定期专业监测，极难被察觉。人类一旦伤害了地下含水层，不仅荼毒当代，还会祸及千年之后的子孙。

现在大陆有一些污染企业，为降低环保成本，直接把工业废水排到深层地下。这种做法较隐蔽，违法成本低，监管难度大，极可能被一些企业仿效，属于典型的环境犯罪。如果不建立长效的法律与监管机制，这些不法企业仍会向地下排放有毒废水，而某些地方政府可能为了GDP，依旧为这些污染大户“保驾护航”。如任由这种漠视环境与公民生命安全的行径发展下来，这一代中国人都将成为历史罪人。

要真正遏制地下水污染，需要审视对环境犯罪的立法。中国当下虽有《环境保护法》《水污染防治法》等，《刑法》也有“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”章节，但都缺乏立法的超前性和系统性，对环境犯罪的覆盖面极窄。在司法与执法上，对环境犯罪多以罚金和行政处罚为主，刑事处罚力度极弱。《环境保护法》规定对“造成重大环境污染事故，导致公私财产重大损失或者人身伤亡的严重后果的”，才追究刑事责任。

环境污染多有长时间的潜伏性，灾害结果一旦发生，造成财产重大损失和人身伤亡时，对自然的损害已无法逆转或恢复，如地下水污染、物种消亡等。如刑法只处罚那些已造成严重后果的犯罪，等于放弃了法律的预防功能，从某种程度说，《刑法》的宽容，等于在放任环境犯罪的发生。这完全有悖于环境立法以预防为主的原则。立法的不足，会导致自然环境的进一步恶化。

在西方发达国家，环境犯罪和抢劫等罪一样，都被民众视为严重的刑事犯罪。1980年代，美国国会把环境犯罪提高为重罪，罚金或自由刑的处罚都较重。根据美国水污染防治法，罚金最高刑可达到每日25万美元，有期徒刑达15年，二次以上犯罪，最高罚金和刑期也会翻倍。在美国立法者看来，因环境犯罪具有不可逆转性，社会和民众需承担极大代价，所以环境法的好坏，考虑的不是违法者的多少或处罚力度的大小，而是如何预防环境犯罪的发生，因此严厉的刑罚更为重要。环境犯罪多属逐利型经济犯罪，单纯的民事或行政责任，难以遏制危害环境的行为。人们总期望用最小风险获最大利益，刑罚越重，风险越大，才可能减少污染环境的行为。而刑罚过轻，逐利者会把违反环境法视为一种商业成本支出。中国目前大量企业有令不行、有禁不止，持的就是此这种心态。

此外，美国在1960年代兴起的环境公益诉讼，对防止环境污染也有很大促进作用。任何公民、组织或国家机构为保护环境资源，都可根据法律规定代表公众或公共利益，向侵犯环境权益的政府、企业或个人提起公益诉讼，并寻求司法救济。如果原告将环境违法行为通知联邦环保局长，60 内国家机关没有积极履行义务，公民可起诉环保局长。环境公益诉讼，主要目的是赋予公民对政府的监督权利，强化公众保护环境的力度。环境问题需要政府监管，但更需要民众的参与和督促。这样有利于把保护环境的责任，从政府转向社会，从专业工作者转向普罗大众。

治污需用重典，全社会对环境犯罪都应当有严惩和监督的意识。让地方政府不要为一时的政绩所惑，成为不法企业的帮凶；让监管和执法的行政机构，有执法的权力和动力，对瞒天过海的排污企业挖地三尺，守土有责；让深受污染之苦的民众，有发言权和诉讼的自由；让环保组织或个人，可在法律的保护下，对违法企业进行公益诉讼。只有在政府、社会和民众的共同努力下，才能真正制衡那些环境污染的违法者。

种种迹象表明，给予中国环境治理的机会已经很少。30多年对GDP的依赖，使中国经济就像一个深度酗酒者，明知大地的肝脏无法承受，却难以停下举向嘴边的酒瓶。地球是封闭的系统，人类制造的污染物被抛得再深再远，并不会从地球上消失，总有一天会回到人们的生活中。如果我们再不改变生活、生产的方式，如果我们仍然认为经济比自然环境更真实、更重要，如果我们的环保意识仍然无法普及为全民行动，我们能交给子孙后代的将是一个千疮百孔、悲伤的世界。